胡剑锋：碳达峰与碳中和不是限制，变压力为动力才是正解 鸿鹄 鸿鹄
中国于2016年9月3日加入巴黎气候协定，由此正式成为缔约国之一。2021年3月15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中提出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“碳达峰”，2060年前实现“碳中和”的宏伟目标，全国上下也掀起了“双碳”热潮。“双碳”不仅是巴黎气候协定缔约国的责任，也是当今世界重新划分势力和利益的一场盛宴。但在大多数人认知中，“双碳”似乎只是国家层面的要求和限制，典型如2021年下半年的“拉闸限电”。孰不知，“双碳”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和一个旧时代的结束，当今的我们正处于新旧交接的时刻。无论是搞清楚家底的碳盘查还是政府的碳核查，无论是碳排放监测还是碳排放管理，都是围绕着“双碳”长期任务的当下行动。这还只是开始。这些行动毫无疑问会打乱现在的生产经营，甚至带来高额的投入成本，所以表面上来看都是对生产经营的限制。但既然是国家缔约而成的政治任务，“双碳”就是确定性的结果，无论对其是什么态度，只要结果不变，变的就只能是应对方案。“双碳”对中国的意义不仅是国家责任那么简单，更重要的是“双碳”锁定了未来几十年的国际政治秩序，也就是未来地球资源分配的规则。可以预见的是，也许未来的某一天，国际经贸的一般等价物（货币）也许锚定碳排放。显然，在这样的格局下，“双碳”不是简单责任，而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相连。因为“双碳”的限值性要求，必然会对地方经济有所限制，例如高能耗产业会受到打击。这会不是灾难？短期看的确影响很大，但从长期来看，既然是“限制性”指标，那么全产业将会面对同样的问题，最终的成本也一定会被转移传导和分摊。所以，对能耗比较高的企业来说，未来的成本竞争其实还是在一个水平上，差别只在于早一点投入在未来获得竞争力，还是晚一些投入省下来钱应对未来更强的竞争。“双碳”实施将重新定义企业的经营成本，甚至在未来会改变市场交易模型。这意味着，现在的能做的那些“收益大于投入”的产品，有可能在未来增加了碳排放成本而变得不可行。也可能另有一些产品因为当前“收益小于投入”而不可行，但在代入了碳排放变量后，反而成为可行的生意。这将对产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，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。在未来大概率确定性的情况下，企业选择其实很简单。如果把“双碳”视为限制性指标以消极应付，不仅将无缘于未来百万亿元甚至更大的市场，还有可能带来不可预测的灾难。但如果把握限制性带来的机会，也可能在未来市场竞争中一骑绝尘。限制向来不仅是限制，同时也是发展的动力，历史上屡见不鲜。对企业和个体来说也是如此，历史的机遇从来都是给那些勇于实践的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