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剑锋：新冠肺炎、私有权利、集体主义和互联网的效率
这两天印度和美国先后封禁字节跳动的Tik-Tok，坊间一片哗然。尤其是封禁理由中关于国家安全、文化侵蚀之类的陈述，也让人大跌眼镜。曾经让人仰视才能看见的美国互联网企业，曾经需要满怀虔诚去朝拜的互联网大神，怎么也会有这种恐惧？而且还用了很弱智的理由。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不能不惊叹这些年中国互联网的发展，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崛起之后，中国互联网取得惊人的成就。尽管到目前为止，互联网领域仍然是美国领先，但中国的发展趋势不可小觑。这些成就背后的逻辑，更值得的探究。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，一度让很多国家和很多行业按下暂停键。当每天早晨看到新闻推送中全球惊人的疫情数据增长，都会庆幸我们生在中国。流行性病的防治方法，其实早有公论，而且还来自西方发达国家。发达国家有更好的医疗条件，但这次的防疫却如此不利，尤其是美国的增长数据居高不下。问题出在哪里？责怪美国政府和现任总统是必然的选择，但在背后也有更深层次的问题。中美防疫最大的差异，笔者以为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选择。美国是由新教徒创立的国家，其根本就是自由、独立和个人主义。在这种基调下，以特朗普为代表，戴口罩就是一件艰难的事情，更何况其他的防疫措施。相对而言，以集体主义为特征的东方国家，更容易接受戴口罩、不聚会这样的安排。看似很小的差别，恰恰是中美防疫最大的不同，也是新冠肺炎防疫的关键。崇尚个体权利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之一，无论是哪个国家。互联网的发展原本是个体权利的一种表现，所以在技术的支撑下，早期互联网的发展，美国远比中国要快得多。更多的中国互联网企业，都在使用被称为“C2C”（Copy to China）的模式。在移动互联网之前，互联网并未真正涉及到大量的个人信息，但在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后，一切变得不同了，因为移动互联网涉及到了隐私权。隐私权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之一，也是现代社会中个人自由的重要标志。移动互联网需要连接每一个个体，并从个体行为轨迹中寻找商业价值（抖音和Kik-tok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）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，与个人隐私的利用有绝大的关系。互联网之所以能快速地发展，不仅是因为技术，而更是因为互联网带来的连接，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、便利和想象力。尤其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，这一点更加突出。典型场景是移动支付。今天在中国大地上，几乎每个有4G网络的地方，移动支付都成为通行的方式，带现金的人越来越少，效率也出乎意料地高。而能够实现这一切，重要的一点在于用户让渡了一部分的私有权力。正是这一部分私有权力的让渡，让互联网公司能够获得信息并提供相应的服务，加之实名制等安全措施，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才能迅速崛起。但也正是这部分私有权力的让渡，也让权利让渡者存在某些风险，对获得私有信息的企业监管成了重要的课题。如今，互联网中的隐私权问题仍然是社会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之一。在《人类简史》的作者看来，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智人能够走出非洲，与人类的语言和沟通能力密切相关。语言让智人拥有共同想象的能力，而后智人可以组成起来成为一个集体，进而战胜其他人种，最终成为统治全球的食物链最高级生物。所以，集体组织能力是人类生存繁衍的本能之一，也是超越个体价值的进化结果。集体推动人类度过了艰难岁月，创造了人类的文明。但在这之后的漫长岁月中，却是因为财产权和专利权等私权利的兴起，才推动了科技的发展，进而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出现。所以，现代社会重视的隐私权，实际上是过去私有权利的延续。公有权利（集体主义）和私有权力之间的斗争，充斥着人类社会上万年的历史。在不同阶段，总会有不同的理论和解读，并没有一成不变的结论。人类与自然的竞争、科技发展与社会制度、生产效率与个体权利、新冠肺炎的蔓延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答案。恩格斯说：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，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，在人们对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，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；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，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。”未来制约社会发展的因素，不仅有公平与效率，还有私有权利和集体主义的平衡。
